• 让工伤农民工沐浴法治阳光 来源:中国劳动保障报  作者:本报记者李浏清 日期:2019-04-02

      农民工更信赖“法律武器”

      记者:农民工群体中为何工伤致残事件多发,有哪些原因?

      时福茂:农民工所从事的工作集中于建筑、加工制造、服务等行业,这些行业普遍存在劳动强度大、生产安全系数低、环境恶劣等特点,极容易发生安全事故。虽然法律明确规定职工在接受安全培训后才能上岗,但实际上有些企业违反法律规定,不对工人进行培训就要求其上岗工作。

      超时加班也是工伤发生的重要原因。虽然法律明确规定劳动者的工作时间是每天不超过8小时、每周累计不超过40小时,但对于农民工来说,超时工作是普遍存在的现象。长时间、高强度的工作状态下,他们已筋疲力尽、意识模糊,无法准确控制自己的行为,即使了解安全生产知识也极易发生工伤事故。此外,劳动保护条件不符合要求也是容易发生工伤的原因之一。

      没有基本的安全生产培训和劳动保护,再加上长时间的加班工作,导致农民工受工伤的风险大大增加。农民工大都是青壮年,如果因为工伤而落下残疾,不仅其本人将来的生活难以有保障,而且整个家庭都有可能因此陷入困境。

      记者:我国工伤事故农民工维权现状如何?

      时福茂:2004年,《工伤保险条例》实施,越来越多的劳动者被纳入工伤保险保障范围。近年来,各地相继开展农民工讨薪法律援助专项活动,全力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同时,尤其是建筑业和加工业农民工自身理性维权、依法维权的意识和能力有了大幅提升。我们发现,与前几年相比,现在很多农民工已经知晓工伤赔偿的标准、范围和流程,他们及其家属即使知道维权道路漫长,也愿意在发生工伤后主动寻求人社行政部门或者律师帮助,拿起法律武器“讨公道”。

      根据有关规定,进城务工的农村居民请求支付劳动报酬或者工伤赔偿金而申请法律援助,无需提交经济困难证明,但在实践中,工伤致残农民工仍然面临着流程多、时间长等“维权难”的问题。

      重工伤不建议私了解决

      记者:有的农民工在发生工伤后选择私了解决,对此您如何看?

      时福茂:工伤事故赔偿属于劳动争议,按照《劳动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以及《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需要按照“一裁二审”的程序来索要工伤待遇。与普通劳动争议不同,工伤待遇索赔往往不是一个争议,而是围绕工伤问题的“一束”争议,如确认劳动关系的争议、是否为工伤的争议、伤残鉴定的争议、工伤待遇的争议等。

      从我们接触的案例来看,劳动者遭遇工伤事故后能够走完工伤认定、赔偿等全部程序的并不多。农民工宁可放弃自己的一部分权利来私了和解,原因是多方面的:工伤农民工不了解工伤赔偿方面的政策,所以,用人单位如果主动提出私了,一般都不会拒绝;有的工伤农民工没有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难以认定劳动关系;用人单位没有给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即使认定了工伤,走完法律规定的程序,最后还是由用人单位来支付赔偿金,农民工不想和用人单位把关系弄僵,所以不少人在发生工伤后选择与用人单位私下商量赔偿事宜。

      对于很多外地的工伤农民工来说,他们根本拖不起时间,也承担不起维权成本。漫长复杂的维权程序妨碍了农民工主张权利,却使用人单位有时间转移资产,使诉讼失去意义或面临风险。

      此外,大部分工伤农民工在初步治疗后急于拿到赔偿金用于二次治疗,而二次手术费同样需要走工伤待遇索赔程序,仲裁过后两审再加上强制执行,就可能延误工伤的二次治疗,情况严重的很可能小伤拖成重伤或者就此落下残疾。如果能牺牲自己的部分权利来换取尽早拿到赔偿金,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他们的燃眉之急。即使求助于法律援助机构,如果证据太少或程序上遇到难以逾越的障碍,律师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也会主张让当事人私了。

      如果争议不大或者数额较小,可以私了。但对于1-4级严重工伤,对于私了解决,我本人是持反对态度的。这些重工伤农民工如果选择认定工伤,享受工伤保险待遇,每月伤残津贴或者护理费可以解决其今后生存生活问题,但如果选择一次性解决,随着物价上涨和社会发展,赔偿资金往往不能保障工伤农民工本人生活和治疗。另外,《社会保险法》和《社会保险基金先行支付暂行办法》规定,即使没有参加工伤保险,康复费用也由工伤保险基金垫付,所以不建议私了。

      记者:政府部门及民间机构为工伤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服务,主要出于哪些方面考虑,有何现实意义?

      时福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现代法治国家普遍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当前,工伤农民工在维权中仍存在程序复杂、成本较高、单位参保率低、工伤农民工得不到及时治疗等问题。此外,不少农民工文化水平较低、法律知识欠缺,在一些贫困或偏远地区,公共法律服务无法满足农民工需求,这造成了他们在实际生活中获得法律保护机会的不均等。

      对工伤致残农民工来说,他们非常需要专业法律援助。因为其中一部分人发生工伤后会因伤致残、因残致贫,更没钱聘请律师,为这些贫困群众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援助是雪中送炭,有利于精准扶贫,有利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有利于更好地满足困难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培养更多维权律师势在必行

      记者:下一步,应如何做好工伤致残农民工的法律援助工作?

      时福茂:充分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要发挥法律援助应有之功效。在微观层面,应该完善农民工法律援助制度,加强法律援助机构及人员的专业化建设。工伤致残农民工维权案件通常较为棘手,这对承办律师提出了较高的专业要求。下一步,有必要培养更多的维权律师,这样既能充分调动民间力量参与农民工法律援助制度建设,也能减轻政府压力。同时,建议农民工法律援助机构组织援助律师进行专业培训,各机构之间及内部应定期举办交流会,相互学习先进经验。此外,还应发挥工会的作用,增强企业法治意识和社会责任,加强农民工法律知识学习和自我保护意识,让农民工有“靠山”。

      记者:工伤保险制度应成为广大农民工的保护伞,您还有哪些建议?

      时福茂:第一,强化人社行政部门职权,简化工伤认定程序,方便农民工申请工伤认定。农民工与用人单位相比处于不利地位,很难从用人单位取得证据。这种情形下,人社部门运用执法权进行调查就非常必要,可以极大方便农民工认定工伤。根据律师办案经验,在事故发生初期立即开展调查,查清劳动关系、事故发生原因等是非常容易的,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事故发生后人社部门能够立刻得到报告;二是人社部门工作人员在获知报告后,能够迅速赴现场调查;三是被调查的用人单位应当予以协助,否则应承担不利后果。

      第二,进一步明确工伤医疗费由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制度,加强可操作性。工伤保险医疗费先行支付制度是工伤保险制度的巨大突破,这可以大大减轻受工伤农民工筹钱治疗的压力。先行支付的待遇对于农民工来说就是他们的“保命钱”。而且,获得及时治疗也是确保工伤农民工有能力得到公平待遇的基础。正是由于工伤治疗费的急迫性,工伤保险基金在先行支付时,应当充分考虑到这点,在操作方面要便于执行。因此,有些步骤需要进一步明确如何真正实现可操作性。此外,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医疗费后,只有能够有效向用人单位追偿才能确保该制度的可持续性。

      第三,不参加工伤保险的用人单位应当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如果增加违法用人单位对受伤职工的赔偿,会使用人单位意识到,如果不参保,可能不一定会被行政部门处罚,却必然付出更多的工伤保险赔偿,这样不仅能促使用人单位为农民工参保,而且直接补偿了受伤农民工,更好地保护了劳动者的权利。

      第四,进一步加大工伤预防力度,确定更高比例的工伤保险基金用于工伤预防项目建设,而非救治、康复和工伤赔偿,从而使工伤保险和安全生产进入良性循环状态。

    读完这篇文章后,您心情如何?李云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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